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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只手遮天令中国足球跌谷底 权力过大是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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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机制：半官半民，官气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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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勇、杨一民、谢亚龙……新中国60年体育史上最严重的腐败窝案，猝然爆发在中国足球管理机构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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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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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足球协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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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中国足协共有7位掌门人。新世纪之后，中国足协先后进入阎世铎和谢亚龙时代，也进入被全民唾骂的时代。2005年2月，田径教练出身的谢亚龙开始执掌足协后，公众对足协的失望和不满到达了最高点。在此阶段内，中国男足国家队共更换了3名教练，在国际足联排名从世界第55位跌落到现在的第100位；中国女足共更换5名主教练，世界排名从第6位跌落至第13位；中国国奥队共更换3名主帅，在北京奥运会上只获得了一分和一个进球，获得第1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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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间，中超联赛上座率由低迷到更低迷，数次徘徊在“裸奔”边缘；资金管理、赌球假球、球员转会……无不混乱不堪；青少年足球人口锐减、青黄不接；中国足协内部人事斗争问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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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赛到各级专业足球队，中国足球已经涣散到了极点，成为谁都可以骂，骂什么都可以的“全民发泄对象”。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一起，完全失去公信力。十年来，中国足协的所为和不为，使其声誉与那圆圆的皮球一起，连滚带爬，一步步跌向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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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手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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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半官方机构，从法律上看它是一个民间团体，但实际行使着政府职能。足协的一切决定，代表着官方的利益和态度。各级足协的领导者和俱乐部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干部、退役运动员等出身，没有足球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对经济投入没有明确导向和领导能力，甚至对一些基本的足球规则都不清楚。”《青年体育报》前总编辑、资深足球评论员毕熙东向本报记者这样描述中国足协目前的体系构架及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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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跑足球口多年的媒体人告诉记者，中国足协在足球界可谓只手遮天，其中最重头的一项工作就是组织、管理和经营每年的职业足球联赛，“足协既是联赛的筹划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他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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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足协一直把联赛作为国家队打‘出线足球’的兵员基地。足协领导人为了出一时的政绩，不惜以破坏能在实质上提高本国足球水平的联赛为代价，这也是造成中国足球上不去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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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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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从1994年才正式开始。与西方国家的自发自觉组织不同，中国在没有联赛前，足球俱乐部主要靠中央和地方的扶持。后来，国际管理集团找赞助商赞助，足协再将赞助资金分给俱乐部，组织联赛，在竞技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暂时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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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足球在中国逐渐火起来，聚集了更多眼球和广告效应的职业足球开始被投资者当做可以赚钱的途径。黑哨现象，其实自1994年联赛伊始，就已出现。1998年以后，赞助厂商互相攀比，大财团的投资相当一部分变成个人回扣，腐败问题开始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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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中国足协作为半行政单位，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它必须退出联赛的经营领域。可在国内，联赛的产权实际由有官方背景的中国足协完全拥有，联赛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足协拍板说了算。一家独大，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毕熙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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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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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足球记者李承鹏曾在他名噪一时的文章《中国足球资本论》这样描述国内的职业足球：中国的足球是不是真正的职业化？不是。甚至连半职业化也不是，因为———投入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老板们根本无法按资本运营规律办事，最多，他们只是一个赞助商，通过赞助换回点江湖名声，或寻求政府的政策优惠。但即使这样，也不是真正的资本运作，至多只是官商合作。足球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便会遭到不断的挫折，从计划经济而来的中国足球，要达到“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的目标，真是犹如“从此岸到彼岸”那样遥远，中国足坛还没有形成“资本化”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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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病灶：钱太多，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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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足球出了这么多丑闻，问题究竟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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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其实足球的问题，可以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背景下来观察和思考。目前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有些聒噪，法制在一些方面还不健全，老老实实按规则做游戏的是少数。比如足球圈里，守法的反倒不能成为强势群体，这就造成人们的行为不规范，别人都收钱我不收就显得很不合群，官员本身就比其他人更容易沾染受贿的恶习，再加上足坛已经是一个酱缸了，某个人想独善其身，何其艰难。所以从整个社会的行为环境来讲，缺少一种约束机制。另外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下滑，学术腐败、造假现象严重，包括某些公务员，讲道德高尚显得很傻，用金钱和职务来衡量很真，社会教育的失败导致整个社会缺少一种有效的道德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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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熙东(资深足球评论员)：我们国家的宏观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化，有政府指导着方向，有专家支招，一切都是运筹帷幄，而我们足协就不是了，主管部门领导和足协的领导都是关起门来议事，他们熟悉计划经济那一套，前几年很理想化地说改革就改革，结果一面向市场，遇到了好多意想不到的事，这些领导既不懂足球运动规律，也不懂市场经济规律，很多事出来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习惯回到原来计划经济的轨迹，用行政干预，这样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规律，破坏了足球运动的规律，两规律全破坏了。所以我说，体制不改革，抓谁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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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足球小环境和国外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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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韩非子》中有一句话：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国外的足球环境为什么相对好些？因为人家违法的是弱势群体，守法的是大多数，一旦打假球、受贿赂，被查出来，处罚是相当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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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国内足球领域的状况呢？简单说就是钱太多，权太大。国内联赛实行俱乐部制，企业砸得钱多，球迷支持得多，合法的钱和非法的钱都一拥而上；按理说足协作为社会团体应该没什么权力，但是中国这种体制造就了足协的权力过于大，足协官员说哪个裁判上就哪个上，说处罚谁就处罚谁。权力的滥用导致了以权谋私、拿权换钱的结果出现，而这些潜规则，老百姓是很难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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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熙东：《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和《体育法》赋予了足协以组织、管理、经营足球职业化、即商业化的垄断性权力。足协之所以能够在足球商业化运营中扮演核心角色，根本的是，只有它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特许权或市场垄断权。南勇、杨一民、谢亚龙等人，是中国足球行政垄断的一个个代表者，也是体育主管部门利益在足协的直接体现。他们既是不倒翁，又是强势和铁腕的代言。实际上，这都是体育资源行政垄断对中国足球带来的戕害。足协高官的落马，起码说明两点，腐败在各个领域存在，必须抓；体制的确有弊端，必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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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如何根除足坛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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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足协被一窝端了这么多人，给其他人敲响了警钟。但不能停留在惩处阶段，还要查清背后的隐情，改革落后的体制，完善相关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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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则越透明，权钱交易越无处藏身。比如某场比赛由哪位裁判执法，不能搞一刀切；足协任免官员，也不能搞一言堂，完全可以进行公开听证，电视直播，让足球背后那点事儿，都在老百姓和媒体前晒一晒。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国情特点，不能照搬西方的某些模式，但起码在足球管理这个不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可以先做一些尝试。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干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损失会很大，但从长远来看，对俱乐部和足球发展的好处是毋庸多言的。足球的社会辐射力很大，做好了可以影响其他领域，老百姓也会拍手称快。这主要取决于足协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有没有刮骨疗毒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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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坛反腐”最终目标应该是重建中国足球法治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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