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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坚的最后告白：聘大牌洋帅 让专业人领导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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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对话。马克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天，而我们所刊登的他与挚友廖本强之间的对话，正发生在上个月下旬的成都。那是马老生前最后一次出远门，他去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在那里，马老与廖本强就中国足球长谈了四个夜晚。现在看来，这篇几乎涵盖了中国足球方方面面的精彩对话成了马老对中国足球最后的告白。11月19日，马老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本报谨以此报道纪念为中国足球贡献一生的马克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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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坚辞世的噩耗，对于所有中国足球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哀思。我想，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将他给我讲述的中国足球方方面面整出来，这当是马克坚对中国足球最后的告白。希望他的这些言语对迷茫中的中国足球有所启示。马克坚与我几次长谈都反复强调一点：“足球一生，无怨无悔。但退出一线、二线后，静心沉思，包括我在内，中国足球长期处于幼稚，迷茫甚至愚昧。耕耘和收获太不成比例。付出的代价太大，要走的路太长……我给你谈的这些看法和观点，可以说是经历了痛苦的炼狱之后，个人的一些反思与总结，仅仅是个人的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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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足改”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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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本强：中国“足改”已经整整15个年头，但目前职业足球仍处于浑浊状态，作为当年播种者和直接参与者，您觉得原因究竟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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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坚：这个问题长期困惑着我，经常彻夜难眠。本来，职业足球在全球一百多年的时间已经证明这是推动足球水平唯一正确的道路，但这些到了中国实行起来就出了那么多问题。我的答复是：“肯定是我们在运作中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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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的体会与反省，能简洁地谈一下，重点出了哪些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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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长期沉睡的中国足球在亚洲曾闪光了一下，就是苏永舜的那支国家队。1985年“5·19”工体翻船引发众怒，这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不过，真正的转折还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樊笼之后，“足改”才提上了日程。当年，李铁映和伍绍祖都希望尽快启动“足改”，并指示要“一步到位”。当时足协十分兴奋，我和王俊生也准备大刀阔斧干他一场。于是，才有了1992年“红山口会议”寻求足球的“突破口”。但是，另一个重任又压在我身上———担当国足领队冲进世界杯。兵败伊尔比德我才又把精力转向“足改”，最终定在1993年大连的棒槌岛会议上才把“足改”的思维付之于文件。次年，一下子就全国轰轰烈烈铺开。记得1994年4月甲A开幕式在成都举行，一举冲破了中国足球长期沉闷的局面，我心中也备感欣慰。“突破口”的方向找准了，没有白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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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反省，觉得对“一步到位”理解不够全面。李铁映说，要搞就搞最先进的模式，伍绍祖也讲，思想要解放、胆子要大、步子要快、边改边总结经验教训，即使“改”得不好，再改过来就是了，反正足球已经烂透了，“死马当活马医”。这些都是指导性意见应该没错，但在具体实行和操作中出了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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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准备不足，观念模糊，仓促上阵。直接将国外职业模式立马套在中国足球头上。职业足球的精髓是什么？是纯粹的职业行为或是产业与事业的载体，很多人都没有弄清楚。当初，强调重视产业行为而忽视了事业因素。一些企业的介入更多是以“盈利”角度考虑，一旦俱乐部“赤字”就匆忙退缩。我承认，在职业足球发达国家，这是一个“赚钱”的行业，俱乐部是一些经营实体和有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但真正纯赚钱的还是少数，而大部分处于“赤字”状态。为了摆脱“赤字”，俱乐部都只有通过卖球和向银行贷款来暂时缓解危及。必须说明的一点是，一些大财团、大企业所掌控的俱乐部和企业主在经济上相互独立的，俱乐部生存与发展是靠自身的造血和临时输血来维持的，企业主绝不可能大把大把将金钱撒向俱乐部，也绝非能从俱乐部的运作来获取利润。企业只是希望通过职业足球的广泛影响力获取社会的认可度和荣誉。俱乐部盈了利，主要着眼于发展，职业足球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足球水平，并满足公众对足球的观赏热情。从另一角度看，职业足球同样具有强烈的文化元素，因此，俱乐部应当得到国家、企业、银行诸多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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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缺乏长远的规划和分阶段运作程序。现在看来，“足改”有点像修房子。设计施工图不完整，边修边改，最后有点“四不像”。比如我们应用五年时间启动试验阶段，五年稳定阶段，十年之后进入发展阶段。整个设计蓝图是不清晰的。有点一哄而上的感觉，不利于联赛的规范和俱乐部建设。日本、韩国比我们聪明一些，冷静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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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缺乏对“国情”和“足情”的考虑。国外职业足球发达国家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从体制、人文环境、经济秩序都有强烈的“国情”特征。“足情”就更不必说了，别人是经历120多年的发展才逐步建立了今天的模式和经济水平，我们想一夜之间赶上去，根本是不现实的。这就注定了非摔跤不可。足协也曾搞过限制，也要求各俱乐部上报经营状况，结果是，上报的和实际的是两本账，连真实的情况都了解不到，更不要说监控了。这里顺便说一下，王俊生当年曾去日本考察，各俱乐部的财务是受银行严格掌控，回来后他深有感触地告诉我：“日本经济秩序相当严格，各俱乐部的经营财务状况足协清清楚楚，我们却难做到。”中国的情况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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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94年度在成都金牛坝总结会上，整个基调是一片莺歌燕舞，对于顺境中潜伏着的危机考虑得少一些，于是“转会”、“引援”接踵而至，总想早一点赶上先进国家步伐以至淡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职业足球初级阶段”这两个最本质的特征。以至往后出现了很多无序和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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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您之见，处于迷茫中的中国足球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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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意见，首先以足协、俱乐部、企业、媒体都应该冷静地从我刚才谈到的三个方向去探索与辩论，统一观念，明确目标，稳定队伍，巩固俱乐部，特别面对金融危机要稳住。有一点我始终坚持：足球改革的方向没错，不改革，中国足球永无出头之日。第二，通过操掌、争鸣，结合15年的经验教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之路，探索一条按现代足球发展规律之路。按现在最实行的话来说：“要有科学的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但足协至今没有举行过有关方面参加的大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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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式选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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