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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贝斯特墓前的遐想 伟大的天才永远无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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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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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郊山顶上的罗斯雷恩公墓，夹着阳光的小雨随风而来，我在插满墓碑的满目苍翠里迷失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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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大门口公墓管理处，告示栏里贴着一张白纸：“乔治·贝斯特墓地，转盘往左，第四条小径右转，第四条小径再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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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瘦弱的小男孩和他的小姐姐全身黑色装束，他们用力推管理处的门，可能是在寻找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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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去乔治·贝斯特的墓？”小男孩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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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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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他是最棒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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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是贝斯特(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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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到贝尔法斯特两天，我已习惯了当地人带着历史责任感要我记住的格言：马拉多纳Good，贝利Better，乔治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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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哪儿能买到花，送去乔治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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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姐说，“这儿找不到卖花的。只有你家死了人，下葬那天才能去墓前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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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准备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看一场法国的比赛，我好奇爱尔兰人如何看待这个“骗”走参赛权的对手。未想到，在意大利比萨机场被直接拦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非欧盟国家公民去爱尔兰，需要单独的签证，我曾听说英国签证可以过去，这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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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犹豫，我当即转道联合王国属地北爱尔兰，去贝尔法斯特，那里安葬着世界杯历史上错过的最伟大天才——乔治·贝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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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翡翠岛”东北部的贝尔法斯特甚是清丽，我忘记了取托运行李，在公车上读着旅游手册一路坐到市区。坐出租车赶回机场，发现机场名叫“乔治·贝斯特-贝尔法斯特城市机场”。原来，这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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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命名的，以这里为基地的北爱Flybe航空公司把一架运载过贝斯特家人的庞巴迪飞机命名为“乔治·贝斯特号”，3天后回伦敦时我竟遇上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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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首府的世界杯气氛不浓郁，这里的足球主题永远是乔治·贝斯特。市中心到处张贴的宣传画，是7月份将在上演的话剧《舞蹈的球鞋》，献给去世已5年的乔治·贝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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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斯特不仅是世界杯历史错过的最伟大天才，也标志着一个永不复返的时代。贝斯特之于不列颠就像加林查之于巴西，他们是如此将足球场上快乐地创造当作自我存在形式，以至于离开球场，唯一能做的是在女人的怀抱和酒缸里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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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贝斯特葬礼那天，贝尔法斯特10万人为其长街送行。一位中年妇女说，“我代替已故的丈夫来这里。如果他还活着，我想无论身处天涯海角，他都会赶来为乔治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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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巨星会让历史也感觉难堪，因为他们无法被后来人所复制，就像乔治·贝斯特和他的故事。他的“国家队”是北爱尔兰，从未踢过世界杯，在北爱代表队也只有37次出场纪录。在“国家队”最精彩的演出恰是最不顾及“国家荣誉”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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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贝斯特早已走上职业生涯下坡路，北爱在世界杯预选赛遭遇荷兰，他开场后左路拿球，不朝球门带，而是横向连过3人，直到右边路找到克鲁伊夫，对其玩了一个穿裆，随即一阵狂笑像个孩子——穿裆克鲁伊夫，这是贝斯特赛前和别人打的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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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贝尔法斯特市民十里长街送乔治，被当地人也视为一个奇景。在这个亲英保皇派和爱尔兰共和派冲突血腥的北爱首府，能让两派统一在一起的，唯有贝斯特这个名字，尽管他从不把北爱代表队怎么当成回事。1982年北爱尔兰历史性地获得世界杯参赛权，主帅比尔·宾厄姆一度想召入贝斯特，可惜36岁的他早被酒精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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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投宿的旅馆楼下是贝尔法斯特著名的Sandy Row街区，曾是亲英保皇派阿尔斯特防卫协会大本营，该组织后被和北爱共和军一样划为恐怖组织解除武装。一栋民居外墙上画着北爱足协标志，正中央是“北爱尔兰”字样，背景文字却是“爱尔兰足球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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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是最早在爱尔兰全岛组织足球运动的协会。上世纪20年代《英爱条约》签订，爱尔兰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北部6郡留在英国。南部都柏林新成立的足球协会和贝尔法斯特原来的足协争夺全岛足球运动领导权矛盾激烈，最终FIFA介入，北部协会获得法律延续性，尽管保留“爱尔兰足球协会”名称，但只能组织北爱代表队，南部的协会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的足球运动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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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体育项目都实行南北分治，橄榄球、拳击和盖尔式足球仍沿用全岛协会，国际比赛中只有一个代表队。奥运会上，北爱尔兰运动员有权选择代表英国或爱尔兰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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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驻伦敦大使馆网站说，若有人没有爱尔兰签证从北爱尔兰入境该国被抓到，将被驱逐并在护照上盖上警告章。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们到现在也还对(亨利)那个手球耿耿于怀，确实值得去看看。我可以开车直接把你送到都柏林最棒的酒馆门口，只要不到两个小时，中间不会有检查的，这岛上早没有国境，已经就像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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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护照和你的不一样。对我来说，还是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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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送我去贝斯特墓的出租司机却不认为都柏林的人是“他们”。他说，“我的国家队就是爱尔兰队，因为极大的不公正没有去成南非世界杯。北爱代表队？我根本不喜欢他们，都是些亲英分子。”他还说，曾打算如果爱尔兰取得参赛权，就全家去南非为他们助威，“FIFA甚至拒绝了我们作为第33支球队参赛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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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的阳光和小雨抚摸着大地的绿色，我在乔治墓前并不觉冷清。墓前横放的一个花束明显来自访问者。那小姑娘说的送花规矩或许不错，只是，我们成年人教给小孩们尤其是小女孩们的规矩，和我们的实际作为相比，总是差异万里。有一天孩子们领会到这差异，就无法回头地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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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贝斯特和母亲安妮葬在一起，墓碑规格和周围的没有区别。当年第一次去曼联，幼小的贝斯特曾偷跑掉，独自坐船回到父母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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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贝斯特去世前3个月，我和他曾在蒙特卡洛相遇。老乔治身上永不变的是60年代的气息，他还是“第五个披头士”，还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反奉从主义者(anticonformist)，就像一只猫从胡须到尾巴都是一只猫，不需要披上装饰用的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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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的任何一个问题，乔治·贝斯特都会试图提供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爱尔兰足球为什么人才辈出？因为我们没有教练的传统，不摧毁小孩”，“穆里尼奥？他长得太好看了一些，长得丑才能当好教练”，“每隔10年，人们都会打赌我要死了，但我没有死，我每隔10年收集一个世界小姐当女朋友”，“坎通纳、贝克汉姆和罗布森在曼联7号历史上位居第2、3、4位，他们距离第1位(我)都相隔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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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采访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今天的足球世界有太多张口只会说出“我们充满信心”、“我们仍有信心”、“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我们为集体的失利感到遗憾”的球星，他们从骨子里认为无聊是稳重和安全的。贝斯特是不是足球史上最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存在过。他是宝贵、纯粹和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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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充满信心”地迎合大众、奉从陈规，相对于挑战奉从，总是看上去更正确，做起来更容易，结果更令人满意。1982年巴西世界杯中场苏格拉底也是一个反奉从主义球星，曾倡导史上绝无仅有、球员自主管理球队的“科林蒂安民主”。他在2010年世界杯前说，“人们把我叫作足球切·格瓦拉，我很高兴，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去引发反思，需要有人不安于现状。巴西足球？在1982年就死了，之后我们变得和其他人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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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目睹过贝斯特的比赛，相信即使生在那个年代，我也听说不到他的名字。但5年前相遇时，我对老乔治说，感谢他的自传《浮沉》。90年代初，我在中学报栏上读到《中国体育报》上该书的翻译连载，就像一个只会唱儿歌和颂歌的人猛然间听到披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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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贝尔法斯特时，世界杯已开赛，旅途上时而听到议论，“世界杯不好看”，“现在看比赛没什么享受了”。最后，鲁尼公开说“世界杯无聊”，《每日邮报》把“无聊”作为世界杯首轮总结版面的大标题。我在伦敦的地铁里捧着《每日邮报》大笑，“祝贺你，竟能如此完美地形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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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无聊叫做“在安于现状中怀旧”，这并不好过在厨房里唠叨“今天忘了打酱油”。我不欣赏黑白电视和慢节奏足球，也不怀念央视春晚和粮票窝窝头，在我看来，世界杯还是世界杯，足球还是足球。至于有趣和无聊，享受不享受，这只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相对的就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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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说，足球是生活的最好比喻。那么，今天的足球就像今天的生活，如果足球缺少了什么，那也是生活的匮乏所致。鲁尼已得到不可能更好的包装、不可能更美的颂词，但他总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少挑战这世界的勇气，缺少引发反思的创造力，这是他和贝斯特、马拉多纳、苏格拉底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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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世界杯的错，而是一个奉从主义时代固有的偏头痛。我们的牢骚，只是躺在沙发椅里睡觉，偶尔在梦里想把墙上的玛丽莲和格瓦拉拉下来搂一搂、抱一抱；我们看着高清世界杯，遗憾尽在眼前的啤酒杯——在那里钻不出一个克鲁伊夫式的骑士、一个贝斯特式的花痴、一个马拉多纳式的天才、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诗人，或者次一等：一个普罗辛内茨基式的烟枪、一个加斯科因式的酒鬼、一个伊基塔式的狂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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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把一切归罪于FIFA和商业化，世界杯只是也永远只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贝斯特和披头士音乐，苏格拉底和1982艺术足球，马拉多纳和像切一样战斗，他们和他们的时代都已久远。我们的时代就是空洞和奉从，想借此换取稳定、和谐与安逸，可是，每当我们偶尔想要迸发激情挥洒胸臆，只能变得如此恐惧，恐惧要从镜子里看到真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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