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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雷雷曝因没送钱错过世界杯 国安教练故意雪藏他
　　高雷雷这个名字在中国体坛不算响亮，但他却是中国运动员做慈善的代表，组织义赛、拿出自己年收入的一半修小学……做这些事，他为了什么？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继飞
　　今晚，比尔·盖茨与巴菲特将在中国掀起一波慈善风暴。在北京昌平区的拉斐特城堡酒店，中国的富豪们将在晚宴上，倾听两位走在慈善前端的超级富豪对慈善的理解。《胡润百富》的创始人胡润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他预计比尔·盖茨与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将是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个节点。
　　不过，就在拉斐特城堡酒店紧张准备迎接着世界巨富与中国富豪之时，一位名气并不大，而且将很难登上胡润的“中国慈善家排行榜”的足球运动员高雷雷则来到了自己捐钱修建的希望小学，看望那里的孩子。高雷雷一年踢球能赚30万元，而修的那座希望小学，花了他10多万元。论所捐财物，高雷雷的10多万可谓杯水车薪，但在胡润看来，这当然是慈善的一种表现。“人人都可以做慈善，慈善并没有门坎，不是说捐1亿才是慈善，慈善也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简单。但像高雷雷的这种方式，他肯定是在做善事，因而叫人钦佩。中国不是做慈善的人多了，而是远远不够。运动员做慈善，本来就有一个带动作用，但中国运动员的慈善事业还在路上，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虽然，在今晚的晚宴名单里，将不会出现中国运动员的名字，但中国已经有姚明在行动了，有像高雷雷这样的运动员在行动了，或许，经过慈善晚宴的“催化”，中国体育圈也将掀起来自内心的慈善热潮。
　　颠簸的车里放着《张三的歌》，高雷雷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他是一名30岁的中国足球运动员，现效力于中甲北京八喜队，上周六随球队到成都征战客场，第二天他前往乐山的马边彝族自治县，那里的沙腔村有一所他出资10多万元修建的希望小学。从2007年考察校址到现在，高雷雷每年都会到马边，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们。这所希望小学全名叫“麦田计划第十小学”，在少有人参与慈善公益的中国体坛，他就像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尽力让外界改变对中国足球、中国足球运动员的负面看法。
　　1支县足球队
　　上周日早上8点，高雷雷从成都出发前往马边，这是他的第四次马边之行。他拖着一个超大的运动包，里面装着22件短袖球衣和69双足球袜，这些送给学校孩子的礼物，都是八喜俱乐部提供给高雷雷的。
　　下午两点，快抵达马边县城时，高雷雷先去了趟下溪中学，那里有一名他资助的女孩，13岁在读初二的妞妞。每学期，高雷雷会通过麦田计划组织资助妞妞300元钱，在过去3年里，他先后资助过近百名贫困学生。在学校门口，高雷雷遇到了下溪中学的体育老师邹鑫。一见面，邹鑫就告诉高雷雷一个好消息，在高雷雷的影响下，马边县首支足球队成立了。
　　邹鑫说，高雷雷2007年来马边之后，他们受到高雷雷的影响，就有了组建一支球队的想法，在此之前，马边的主流运动是篮球，“球队是今年2月份成立的，现在球队每周都会到乐山去踢业余联赛，周五去，然后在乐山住一晚，周六踢比赛。”高雷雷一听，乐开了花，“我也算为中国足球争取了一群爱好者。”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退役后就来马边县足球队当球员兼教练。
　　其实，高雷雷更加在意的是马边县的人对中国足球看法的改变，“中国足球在球迷心中的印象太差了，作为中国球员的我，希望能做一些事，让大众觉得不是所有的中国球员的形象都是那么负面。现在一说起中国的球员，大家的评价大致都会是吃喝嫖赌都沾。但通过我在马边修建希望小学，而且每年都来献一次爱心，我所接触的马边的人逐渐开始改变对中国球员的看法了，他们也会帮着我去宣传，当聊起中国足球的时候，他们会告诉别人：‘中国球员并不全都是外界想像的那个样子，球员里也有好人，比如高雷雷。’”
　　说起这番话的时候，高雷雷很自豪。
　　500元零花钱
　　除了改变外界对中国足球的成见外，让高雷雷坚持做慈善的动力还有一个，那就是1999年就去世的爸爸高正。修建麦田计划第十小学，高雷雷说他把学校当作是送给父亲的一份礼物。
　　父亲去世时，高雷雷才19岁，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极大。高雷雷回忆说：“我父亲是一名乐于助人的人，他那个年代还没有‘慈善’这个词，但他会卖手表、卖自行车，去帮助那些条件困难的学生，有时目的是让孩子们在运动会上有统一的服装。”
　　高雷雷说，父亲喜欢孩子，他自己也喜欢。在下溪中学，妞妞就是他喜欢的一个孩子。高雷雷说，他和妞妞特别有缘：“偏远山区里的孩子都很内向，见外地人的机会很少，而且我又是一口普通话，所以孩子们一般都怕生。但妞妞却对我很热情，和我很聊得来。而且她家庭条件很差，父亲去世了，家里只有妈妈和奶奶，几乎没有什么家畜。”
　　快要离开下溪中学时，高雷雷把妞妞拉到一边，塞给她500元钱当零花钱。高雷雷知道，直接塞钱给孩子是不对的，他也受到过志愿者老师的批评，说扶贫不是这样扶的，做志愿者不是这样做的，送一笔钱给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
　　但是高雷雷就是忍不住，一看到家里条件差的，他就会违反规定。事后他给成都商报记者说了一句话，“我给钱给妞妞，就是希望她能生活得好一点，就当是让她走点捷径吧。”
　　离开下溪中学，高雷雷的下一站也不是马边县城，而是另一名贫困生曹安容在附近的家。高雷雷是这次到下溪中学才得知曹安容家里非常困难，在看过曹安容的家之后，他和一起前往的朋友也决定从这学期开始资助这名孩子。
　　4个蛋糕
　　抵达马边县城时已经6点过了，高雷雷的晚饭是和马边的一群爱心志愿者一起吃的。在餐桌上，高雷雷又得知了一个好消息，他的麦田十小今年开学之后有100多名学生了，是马边的麦田小学中人数最多的。2008年学校刚刚建好的时候，只有80多人。志愿者还告诉高雷雷，很多家长都是冲着高雷雷来的，因为高雷雷每年都会带着礼物来看孩子们。
　　这个消息让高雷雷欢欣鼓舞，晚饭匆匆吃完，不顾舟车劳顿，他又上街去找蛋糕店。每年带着蛋糕到麦田十小是他的规定动作，他自己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吃奶油蛋糕，他说孩子们肯定也喜欢吃。在马边县的商业街上，高雷雷找到一家蛋糕店，买了3个直径有40多厘米的奶油蛋糕。
　　高雷雷说，除了蛋糕之外，他以前去学校还会带两箱旺旺仙贝、果冻等零食。“看孩子们吃零食的时候，我会感到特别心寒。他们很多人都不会吃，会塞到书包里，等着回家和家里人一起分享。有的孩子吃了果冻，会把小碗和包装纸舔了又舔。”高雷雷回忆说。
　　除了蛋糕、零食之外，高雷雷每次还会带去衣服。2008年去马边那次之前，他先去了趟深圳，买了90件球衣和物品，然后拖着沉重的箱子从深圳飞到成都，由于衣服太多，行李超重，还被罚了几百块钱。
　　在马边住了一晚后，高雷雷早上6点半就起床了。没顾得上吃早饭，他又到街上去买了一个大蛋糕，然后又去了趟文具店，“今年多了一些孩子，3个蛋糕估计不够。另外，我带的衣服、袜子不够分，我再买点书包。”于是，在出发前往麦田十小前，高雷雷又买了24个书包和3个枕头，“枕头是送给学校的3名老师的，老师的生活也很苦。”
　　22元钱
　　去麦田十小是件困难的事。从马边县城出发，坐两个小时的车，其中大部分都是危险的山路，沿途不时会遇到塌方的地方。抵达沙腔村山脚下后，汽车无法再前进，高雷雷和朋友只能下车，背着大包、提着蛋糕，走上险峻的山路。
　　这一走就是1个半小时，抵达麦田十小时，已经是上午11点。麦田十小很小，只有一排直角的平房，4个房间，分作一、二、三年级和一间图书室。平房旁边是一块小空地，当作操场。学校虽小，但高雷雷很满足，2008年第一次来看修建好的学校时，满是成就感：“又有一群学生的读书问题得到解决，而我就是帮助他们的人。”
　　高雷雷把书包、衣服、袜子先后分给孩子们，最后是分蛋糕。学校的老师吉那仁子把学生们叫到教室外的空地上，大家乖乖地排好队，等着高雷雷分蛋糕。同行的志愿者把蛋糕切好后递给高雷雷，高雷雷再递到孩子们的手上。拿到志愿者递来的蛋糕后，高雷雷总会嫌蛋糕太少，他会给每一盘蛋糕都再添上一些奶油。
　　离开学校前，高雷雷在本子上仔细地记录下学校还差多少书本、还差多少桌椅，他说回北京后会想办法尽快解决。此外，他还叮嘱吉那仁子，说应该让孩子们每天都做做教室清洁，“灰尘太多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最后，他又塞给吉那仁子300多元钱，说让这位女老师买点化妆品。回到马边县城已经是下午4点半，吃了一顿饭之后，高雷雷的口袋里只有22元钱了。来马边之前，他带了3000多元现金。每次到马边，高雷雷都会空着口袋离开，最夸张的是2007年，他第一次来，离开马边时，还是一名志愿者帮他买了张60多元的回成都的大巴车票。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
　　记者手记
　　你愿捐出年薪的一半吗？
　　其实，高雷雷挣的钱并不是特别多。在芬兰、澳大利亚踢球时，他的年薪是30万元人民币。5.12地震发生后，他在澳大利亚让妈妈在国内捐了15万元，修麦田十小又花了10多万元。当时为了给汶川捐钱，他退掉了一辆已经交了定金的跑车，“那时觉得，把钱花在这方面，是吃饱了撑的。”
　　高雷雷还会发动身边的朋友一起资助贫困学生，他发现，每个人心底都有爱心，但真的去做还需要一个过程。高雷雷会将自己辛辛苦苦亲自走访搜集到的贫困学生的资料交给朋友们，但在散发出去的50份资料中，往往最后只有两三份资料的资金能够及时到位。
　　与国内球员相比，高雷雷能用在慈善方面的时间其实非常少，常年在国外踢球，回国后又要陪家人朋友。但是，高雷雷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到马边去，他说这是自己的承诺。其实，高雷雷也会有动摇的时候。比如说这次，他的大腿后侧韧带断裂，患处甚至能清晰看到淤血。而且，从成都到麦田十小有将近7个小时的车程，他也一度想放弃马边之行。
　　但是，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到马边考察的情形，高雷雷就下定了前往的决心。当时，高雷雷坐在贫困学生家里的床上就能看到星星。另外，一户人家的晚饭是一锅地瓜，人和猪吃的都是一样的。他还看到一位贫困学生的妈妈，由于被岁月和生活严重折磨，他当时以为是孩子的奶奶。
　　高雷雷当年的目标是每年建一所希望小学，他觉得自己每年拿30万元年薪的一半出来建学校的问题不大，“到40岁的时候，我就拥有10所属于自己的学校，那会多棒啊。”然而，现实让他不得不放弃天真的理想。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现在修一所同样规模的学校需要30万元了，这是高雷雷无论如何都负担不起的。
　　高雷雷说，做慈善绝对会量力而行，“我不会为了帮助他们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到太大的影响，我没那么高尚。哪天我支付不起了，我会重新考虑的，毕竟每个人都有现实的生活，我以后也会有老婆、孩子。但我觉得，帮助一个孩子和帮助100个孩子没有区别，关键是爱心，这与钱多钱少无关。”
　　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愿意拿出自己年薪的一半去帮助别人呢？
　　回忆当年
　　谈起中国足球高雷雷连称恶心
　　“没送钱，我错过了世界杯”
　　今年上半年，高雷雷在美国的第二级别联赛的明尼苏达群星队效力。夏天，北京八喜队主教练王涛给高雷雷打电话，试探性地问他愿不愿意回国踢球。在王涛包括很多中国足球人的印象中，高雷雷是不愿意在国内踢球的，因为他不容于中国足球，当年的出走也是被逼的。
　　这次在马边，和成都商报记者聊起中国足球，高雷雷依然心直口快，“过去的中国足球让我觉得恶心。”但是自从去年开始的反赌风暴后，高雷雷的看法有了改变，“该抓的都抓了，中国足球的环境得到了一定的净化，所以当王涛向我发出邀请时，我答应了。”
　　的确，在高雷雷看来，他当年正是受不了中国足球这个大染缸，才选择出国踢球的。米卢还是国家队主教练的时候，高雷雷凭借联赛中的出色表现很有机会入选国家队，但他回忆：“国安的教练后面几轮联赛没安排我出场，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国家队说我联赛踢得太少，他们不能招这样的球员。当时我如果跟国安教练有一些私下的东西，应该能踢上后面比赛，我的世界杯名额肯定能保住。”高雷雷至今愤懑难平，他错过了参加世界杯的机会，“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进国家队是需要送钱的，所以我当时没能进入国家队倒很正常。这样的国家队我应该尊重吗？不应该！从此，我也就对进国家队死了心。”
　　离开国内足坛，到国外闯荡，高雷雷经历了太多磨难。比如2008年在澳大利亚踢球，高雷雷受伤了，俱乐部居然想单方面终止合同，以甩掉他这个负担。后来上告国际足联，高雷雷拿到了工资和违约金。高雷雷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当时国内足坛环境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但是在国外，我只需要好好在球场上表现，教练看重的并不是你场外会不会来事。我相信，只要我认真地对待足球，足球就会给我好的回报。”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