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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龙案牵出多方利益链 生财三宗罪添满黑色档案
　　足球，是最受人们喜爱的运动之一；腐败，是最令人们痛恨的恶行之一。当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时，引起的关注和震惊自然分外强烈。
　　2010年9月12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证实，在侦办涉嫌利用足球比赛贿赂、赌博系列案件中，公安、检察机关多渠道获取了对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涉案的线索和举报。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配合下，专案组已依法对谢亚龙立案侦查。
　　多年来，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一直是中国足球实际上的“掌门人”。谢亚龙是继南勇之后，一年之内第二个被公安机关带走的“掌门人”。
　　由此可见，从2009年8月25日公安部成立反赌扫黑专案组开始，足坛反腐风暴一直没有停止。近400天的时间里，9名足坛官员相继落马，困扰中国足球多年的假、赌、黑现象得以揭露。严厉的反腐行动背后，是举国上下对足球振兴的强烈希望。
　　江湖气、敛财术、玩假球
　　“龙王”案发始末
　　“谢亚龙被抓走了，他留给中国足球的，只有一个大大的悲剧。那些年，他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政绩，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中国足球的未来……”一位中国足球协会(简称中国足协)内部人士一边摇头，一边不住感慨。9月3日，原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被警方带走。与他一起被带走的还有原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领队蔚少辉、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
　　据了解，谢亚龙这是第二次被警方带走，上一次是协助调查他的继任者南勇涉嫌的经济犯罪问题，但一天后就恢复了自由。“这一次，谢亚龙是出不来了。”这位中国足协的内部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因为他身上的问题并不比南勇少。”
　　唯一的“工作”就是交代问题
　　2010年 9月3日，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一次例会上，已经卸任足协“掌门人”两年的谢亚龙也出现在会场。他习惯性地和同事们打招呼。突然，几个“不速之客”走进来。在他们出示的身份证明上，单位一栏赫然印着：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3人被直接从会场上带走。9月5日晚，3人被带离北京前往沈阳，那里是中国足球反赌打黑专案组的办公所在地。
　　9月7日，谢亚龙等人“协助调查”的消息被众多媒体相继报道。第二天，谢亚龙担任董事长的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大跌。3天后，中体产业公司的股票市值蒸发近5亿元。人们猜测，谢亚龙“协查”已经超过72小时，很可能会被“批捕”。更有人说，要验证这个猜测，只要看看9月10日的“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启动仪式上，谢亚龙会不会露面剪彩，因为这项比赛是由中体产业公司赞助的。而谢亚龙最终没有出现。
　　谢亚龙究竟在哪？情况如何？
　　据一些媒体披露，在沈阳市北郊的沈阳军区现代干部管理学院里，一幢粉白色相间的三层小楼就是谢亚龙等人被关押的地方。小楼附近停放着多辆挂沈阳和铁岭牌照的警车。谢亚龙在这里衣食住行有专人提供，只是不许离开房间，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交代问题。
　　9月12日，公安部证实，谢亚龙等人已经被立案侦查。9月17日，辽宁省检察院侦查监督处称，检察机关目前尚未收到公安机关关于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3人的批捕申请。随后，辽宁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士已经抵达沈阳，加入到谢亚龙专案组中。
　　一条绳上的蚂蚱
　　自从谢亚龙被“协查”后，关于他的消息五花八门。有人说他心脏病发，有人说他试图自杀，有人说他全家被调查……然而，这些仅仅是没有根据的猜测。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接受审查期间，谢亚龙等三人都很配合警方工作，交代了大量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谢亚龙供出了重庆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
　　48岁的高健早年是足球运动员，2002年出任重庆足协的“一把手”。2008年，由日本、韩国、朝鲜和中国参加的东亚四强赛计划在中国举办。按照惯例，该项赛事是多个城市共同承办，有多个赛区和赛场，以确保同时开球、公平公正的原则。赛事的主赞助商、日本电通公司愿意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赞助，条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举办比赛，以利于其品牌推广。但当时只有广州、长沙和重庆提出了申办申请，人们普遍认为，广州一直是“中国之队”(国家队)比赛的主要承办城市，经验丰富，设备完善，而且符合主赞助商的要求，应当是“没有悬念的主办城市之一”。然而，在考察团考察广州和长沙时，谢亚龙并没现身；直到考察重庆时，他才现身并明确表态支持重庆。随后，东亚足球联盟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对3个城市进行投票，重庆获得全票通过。广州和长沙方面十分不满，因为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城市单独举办该项赛事。面对质疑，谢亚龙轻描淡写地说：“重庆能胜出，因为他们是直辖市！”这一解释显然难以服众，谢亚龙只好补充道：“高健他们为这项赛事付出很多，作为一个重庆人，是浓浓乡情感动了我。”事实上，让谢亚龙感动的不是“乡情”，而是高健赠予他的丰厚“财情”。不少媒体认为，高健当时给了谢亚龙巨额行贿款，才换来重庆单独主办的“殊荣”。
　　除高健之外，谢亚龙等人还陆续供出了其他省市的一些体育官员。目前，专案组已兵分几路，奔赴上海、青岛等城市取证。种种迹象表明，足坛反腐风暴已经由“对中央足球官员的调查”转向了“抓捕地方贪官”。
　　那么，回过头来看，谢亚龙等人又是谁供出来的呢？
　　一方面，今年8月，一个和南勇关系密切的关键人物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他就是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总经理邵文忠。该公司是中国足协直属的国有企业，对国家足球队的赞助、广告、比赛和附属产品享有独家经营权和推广权。它不仅仅扮演着中国足协“小金库”的角色，还和几位足协领导有密切交往。外界普遍猜测，“咬”出谢亚龙，邵文忠“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据一些媒体透露，南勇落网后，为争取宽大处理，主动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提供了谢亚龙、李冬生、蔚少辉等人利用足球比赛受贿、赌博的线索。
　　谢亚龙三宗罪
　　在谢亚龙担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期间(2005年—2008年)，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龙王”。外表谦和、温顺的谢亚龙，实际上打造了一个集江湖气、敛财术、操纵比赛于一体的“黑色龙宫”，他就是其中的“龙王老大”。
　　谢亚龙的第一宗罪，是搞江湖帮派。国家队领队蔚少辉是谢亚龙的得力助手，因为在家中排行第四，他要求国家队成员和媒体都称他为“四哥”或“四叔”。他的专横跋扈，得到了谢亚龙的包庇和纵容。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蔚少辉对国家队总教练、来自塞尔维亚的杜伊不满，便经常带着一群球员在酒店里彻夜打牌，还故意敞开房门，让杜伊听到。一旦杜伊在球场上对蔚少辉提拔的球员提出批评时，蔚少辉会立刻跳出来，针锋相对地训斥杜伊器重的球员。私下里，蔚少辉不止一次地说：“别给脸不要脸，(杜伊)以为自己是谁呢？”杜伊的教练工作难以开展，便几次向谢亚龙“告状”，希望谢亚龙约束蔚少辉，但谢亚龙置之不理。后来，杜伊终于明白了，原来蔚少辉是谢亚龙的人。
　　从“龙王”到“四哥”，他们结成了上下一体的江湖帮派，并琢磨生财之道，这是谢亚龙的第二宗罪。
　　据媒体披露，当时谢亚龙和他的副手南勇达成了默契，谢亚龙在国家队敛财，南勇在联赛中捞钱，两人互不干涉。谢亚龙不止一次将国家队比喻为各个地方俱乐部的“金矿”，球员和教练只要花点钱，到国家队“镀一次金”，回到俱乐部后，身价便水涨船高。在朱广沪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期间，有106名地方俱乐部球员先后进入国家队；在杜伊和福拉多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期间，国奥队和国家队更是变成了“公共场所”，只要给的价钱合适，球员可以随意进出。2008年5月，谢亚龙出任“中国之队”集训团团长，直接圈定谁能入选国家队。结果，几乎每场比赛，时任国家队主教练杜伊定下的出场名单，最后都让谢亚龙换掉多人。
　　多少钱才能进国家队呢？据报道，在谢亚龙掌管中国足协期间，一名普通球员进入国家队的行贿门槛是10万元人民币，水平较差的球员则是15万元，而年龄较大的老队员想进入国家队得付出30万元。“有钱的就进来大家一起玩，没钱就滚蛋”成了当时足球圈子里公开的游戏规则。
　　此外不得不提的，就是“爱福克斯冠名案”。爱福克斯公司是一家英国网络电话公司，2006年冠名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简称中超联赛)，但爱福克斯公司约定的6000万元人民币冠名费没有如约汇入中超公司，中方只得到了600万元。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爱福克斯公司告上法庭，官司开打之后，由于爱福克斯公司与中超签约的子公司是个临时注册的皮包公司，并已宣布破产，剩下的冠名费就这样没了。
　　此前，“爱福克斯冠名案”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南勇欺上瞒下一手操纵的。但实际上，最初与爱福克斯公司谈判时，谢亚龙也以“一把手”的身份出面协商。2006年6月，双方突然更改合同时，也是谢亚龙在合同上签字盖章，给爱福克斯公司减免了1000万元。作为中国足协的“掌门人”，谢亚龙应当对足协蒙受的数千万元损失负有责任。
　　谢亚龙的第三宗罪，是操纵比赛。足球解说员、评论员黄健翔在他的微博中，详细分析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和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几场比赛，根据赛场上的球员表现和比分，判断是人为操纵的假球。如果这些猜测被公安机关调查属实，那么谢亚龙就不仅仅是一个涉嫌经济犯罪的腐败官员，更是中国足球的罪人。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袁?